发布时间:2024-08-31 09:36:49 来源: sp20240831
中新社 兰州3月2日电 题:敦煌壁画中为何有天鹅和凤鸟拉车?
——专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
中新社 记者 丁思
敦煌莫高窟壁画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见证。为什么有的壁画色彩艳丽,有的壁画又颜色朴素?这些代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形象和符号,为何会同时出现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上?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近日就此接受 中新社 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中新社 记者:敦煌壁画形成的历史过程是怎样的?
张元林:敦煌壁画,特指中国敦煌石窟内壁的绘画艺术作品,属于世界文化遗产。敦煌壁画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,包括敦煌莫高窟、敦煌西千佛洞、肃北五个庙石窟和瓜州榆林窟、东千佛洞五处石窟共810多个洞窟的历代壁画。规模宏大,内容丰富,技艺精湛。辉煌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,是世界多元文明交流、借鉴、融合的结果。
一般认为,佛教是从印度经中亚的康居、大月氏等国,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、北两缘,传至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,接着又传到中原地区。在汉武帝通西域前,佛教已传入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,丝路南、北两道沿线地区无不受到佛教浸染熏陶。因此,也有学者将“丝绸之路”称为“佛教东传之路”。
敦煌地接西域,自西汉设立敦煌郡起,敦煌一直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重镇。20世纪90年代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写有“小浮屠里”的汉简表明,东汉时佛教已传入敦煌。十六国时期,中原战火不断,河西地区相对安定,中原世家大族多避乱于河西,也有许多内地僧人一路西行寻求修行驻锡之地。同时,许多来自印度、西域的僧人,如被称为“敦煌菩萨”的竺法护等,也在敦煌设馆授徒、传播佛教。中唐时期,长安佛教多经由敦煌传入吐蕃地区。敦煌成为中国古代佛教传播的枢纽之一。
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4世纪,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往来的主要通道。敦煌位居丝绸之路要冲,自西汉开始,在深厚的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,不断受到以佛教艺术为代表的外来宗教、艺术的影响,中西文化在敦煌汇聚、碰撞和交融。往来于丝路上的商旅、使节和传法僧、求法僧等途经于此,为追求旅途上的平安和神灵的庇佑,也参与到抄写佛经和开窟造像的佛事活动中来。“天时地利人和”之下,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应运而生。
为满足僧人禅观冥想活动的需要和向信众宣传讲解佛教教义,这些洞窟空间及内部壁画与造像被精心营造。主要的洞窟通常由佛教僧侣、地方统治精英以及中原帝王等赞助,作为他们所做的功德。
中新社 记者:敦煌壁画主要有哪些题材和类别?画工来自哪里?
张元林:敦煌石窟本质上是佛教信仰和思想的载体,可被理解为“单体的佛教寺院”。它是石窟建筑本身、塑像、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,是在石窟甬道、四壁及窟顶上所绘的佛画。敦煌壁画描绘了神的形象、神的活动、神与神的关系、神与人的关系,寄托良愿,安抚心灵。
敦煌壁画中有佛、菩萨等神灵形象,以及供养人、故事画中人物的俗人形象之分,分为尊像画、佛传故事画、本生故事画、因缘故事画、汉族神话题材图画、佛教史迹画、经变画、供养画、人物画、装饰图案画等。
敦煌壁画究竟是何人所画?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,但在个别洞窟会有画师的题名。从目前壁画所体现出的艺术风格来看,肯定是既有敦煌本土画师所作,又有来自西域的风格,还有来自中原内地的作画风格。
中新社 记者:敦煌壁画上有哪些典型的代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形象和符号?
张元林:敦煌壁画中,有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神灵形象,如东王公、西王母、菩萨、观音、伏羲、女娲、雷公,以及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等祥瑞动物和异兽形象;也有来自印度—西域典型的神灵形象,有阿修罗、迦楼罗(金翅鸟王)、紧那罗(乐天)、大蟒神等等。除印度佛教及其艺术影响外,具有波斯—中亚艺术典型特色的连珠纹、对鸟对兽纹在敦煌壁画中也非常流行;壁画人物头饰“三面宝冠”上装饰的月形、日月形饰物题材,来源于萨珊波斯。又如北朝时期敦煌壁画中的人物造型风格,既有西域式的“龟兹风”,又有来自中原、南朝的“褒衣博带”“秀骨清像”式。
画工在表达同一个主题的图像元素方面,也有所取舍、大胆创新。如前述莫高窟第285窟西壁所绘的乘鹅车的月天图像,由上、下两部分组成。上方月轮中,月天乘坐于由“两两相背”的4只鹅所拉的车厢中;月轮下方,又绘出一辆由3只狮子所拉的月车。天鹅和狮子,在希腊文化、西亚—中亚文化中,多充当女神的坐骑。这是画工对东西方文化的借用和移植,反映出中古时代丝绸之路沿线各文明间的交流融合。
创新远不止这些。莫高窟第285窟中的日天图像,不仅绘有来自西方表现太阳神的传统图像元素马车,还特别在日轮下方绘出了3只凤鸟拉着的日车。这种处理方式,看似“画蛇添足”,实则独具匠心。凤凰、凤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太阳和太阳光热的象征之一,即所谓“火凤凰”。画工通过与中国文化中对太阳神的图示方式双重叠加,让敦煌当地观者更完整地理解“乘马车的日神”这一来自异方的日神图像。
再如,敦煌壁画艺术中的典型代表“飞天”,这一形象经由中亚从新疆地区传入敦煌,并不断与本土文化艺术相融合。敦煌的“飞天”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,但不像西方的天使,以及印度、中亚等地的“飞天”那样长有翅膀,而是借由长长的飘带、翻转的衣裙来表现空中自由驰骋。这就是“各美其美”。
中新社 记者:敦煌壁画反映出丝绸之路上文化交融的哪些特点?
张元林: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外来文化逐渐传入时,与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、物质文明、伦理道德不同,当地民众接受的过程中,会有选择、吸收、改造。
丝绸之路是贸易通道,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通道。大量的艺术遗存与考古发现表明,在漫长的丝路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,一些外来文化元素在保留或延续最初原型的同时,也发生了一些变化,既有改动,亦有增减。
这种“变”与“不变”,反映出文明交流兼具“影响”与“吸收”的固有特征,也反映出丝绸之路上文化交融时的复杂性、多向性和多层次性。敦煌石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上、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,也正因此,敦煌艺术才呈现出多样化特征,被称为“华戎所交一都会”。
中新社 记者:作为人类艺术瑰宝的敦煌壁画,其演变过程为当今的东西方文明交流带来哪些启示?
张元林:在历史长河中,敦煌文化以中华文化为根基,不断吸纳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。在敦煌,佛教、景教、祆教、摩尼教等外来宗教文化,与中国的儒家、道教等本土传统文化和谐共存,彰显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。文明不断繁衍生息需要交流碰撞、继承吸收。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。应贯通古今,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;还要融通中外,继续做文明交流互鉴的推动者和践行者。(完)
专家简介:
张元林,研究馆员,博士生导师。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、民进甘肃省委会副主委。2014年—2015年哈佛大学哈佛·燕京学社协同研究访问学者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佛教图像学、敦煌与丝绸之路艺术比较研究。先后出版《北朝—隋时期敦煌法华图像研究》等专著/编著3部、译著《弥勒净土论》1部;合作出版《敦煌石窟美术史·十六国北朝卷》《敦煌文化探微》等4部;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。
【编辑:于晓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