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时间:2024-08-30 04:33:37 来源: sp20240830
近年来,人工智能在国内蓬勃发展,被广泛应用于医疗、交通、生产、教育等各个领域,人工智能医疗系统、人工智能家居、人工智能汽车、人工智能教学系统等大量新鲜事物的出现,影响到人类衣食住行等多重物质层面。人工智能正以迅猛的发展态势改变着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。与此同时,人工智能也在不断构建和完善自身与文学之间的联系,体现出人工智能力求从单一的技术性向内核的主体性发展的“扩张”意识。
其实,人工智能一直尝试在文学创作中取得“成绩”。伴随着技术的全面发展和不断成熟,人工智能创作在新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势头,并试图对整个文学生产链条产生影响。2017年5月19日,人工智能机器人“微软小冰”正式推出自己的诗集《阳光失了玻璃窗》。这本诗集的横空出世,以及引发的热烈讨论,是我们观照新世纪人工智能写作的一个重要切口。学者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总体如下:一方认为人工智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形式与新的可能;另一方则多从创作质量和创作主体性的角度,对人工智能创作抱有批判和怀疑的态度。
在笔者看来,作为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,人工智能在切实改善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,也必然会改变文化形态的格局。科技的进步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社会现实,人工智能写作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全新的方式方法,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。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,理性认识人工智能创作的意义和价值,以及其对传统文学的影响与冲击,并规范引导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,是必须进行深入探讨的话题。
人工智能写作尚处于范式转型的尝试阶段
人工智能写作进入文学场域后需要首要回答的问题,是人工智能写作能否跳脱出“新创作形式”层面的讨论,获得更深层次的文学地位。从本质上说,是要探讨在文学发展的新阶段,人工智能写作是否可以视为新的文学“范式”。1962年,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·库恩在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中提出范式理论,他强调“范式”所代表的“集体意识”“共同承认”和“稳定性”,具体指向为集体共同采用的一些基本观点、原则和方法。进入到文学领域,“范式”所强调的则是新方法、新特征、新形式的出现,以及这种“新”能为整个文学发展格局提供经验和指导作用。这要求我们重新理解21世纪以来文学的时代使命,从文学的艺术性、经典性、社会性等层面探讨人工智能写作的真正意义。总体看来,人工智能写作尚处于范式转型的尝试阶段,存在较多局限。
人工智能写作范式确立的困境首先体现在文学形式的创新方面。关于人工智能写作“形式创新”的评价不绝于耳,有论者认为人工智能“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形式的生成”“是未来文学新的写作形态”。但其实这种所谓的创新并不足以被认为是新文学经验的生成。人工智能写作的本质是通过程序的设定、大数据统计生成创作的算法模型,以无意识、信息化、概率统计的方式进行词语间的搭配,从而生成作品。它所做的是在已有信息的基础上归纳、提炼与组合,并未创造出一种具有原创性质的文学表现形态。它为文学作品的产生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式和途径,而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文学自身的形式变化。以“微软小冰”的《牧羊神从我的门前过去》为例,“令我欢乐之一瞬/在你的烟波上命运/都在忏悔着归心的悲哀/我存在治着心爱的人迹/知我欢乐的时候/曾经在这世界/逗着我们的永远的梦/牧羊神从我的门前过去”。可以明显地看出,它呈现的仍然是既往诗歌的创作样式,以及传统诗歌意象的堆叠和整理。回望20世纪80年代先锋作家的创作,他们以一种陌生化的处理方式进行了文学的语言试验,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性思考熔铸在语言和文本结构的迷雾之中,展现出文学迥异于既往的全新样式。而目前,人工智能写作提供了作品生成的来源,更多地停留在工具性层面之上,而非文学层面上。
囿于人工智能写作的工作机制,它所生产出的文学作品也相对缺乏思辨性和在场感,进而导致文本内涵的厚重感和创作的严肃性不足,这也是其无法成为当下文学范式的重要原因。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,就是坚持以文弘业、以文培元,以文立心、以文铸魂,把文艺创造与时代发展的壮丽进程和人民创造的伟大实践联系起来,处理好文学创作与时代性、人民性、艺术性之间的密切关系。这要求文学具有能敏锐把握社会甚至“得风气之先”的现实性与前瞻性。而人工智能写作依靠有限的数据库资源和“过去式”的文学经验,无法及时有效地面对时代的万千变化,更无法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判断、展开新的创造,这是人工智能的软肋所在。例如,非虚构文学以作家的在场性和再现的真实性,成为我们当下认识社会的重要窗口,而新举措、新风貌、新人物、新典型,还无法成为人工智能写作的表现对象。人工智能写作仍然不可避免地落入重现过去文本内容模式的窠臼。
文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可能生成新的发展样式
古往今来,每一种学术思潮的出现、新兴技术的介入等,都会对文学观念产生一定冲击,都会引起人们对文学的边界、内涵等话题的重新讨论。人工智能写作虽然还不具备成熟、独立的范式意义,但已经对传统文学格局产生了冲击和碰撞,值得我们的关注与反思。
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,人工智能写作技术的广泛推行与应用,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作家的创作惰性。智能化程度较高的写作工具会根据作者的需要,迅速提取并整合成各类型的文学文本,高速高产的文本生成形式容易造成对工具的滥用,进而形成文本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和同质化的现象。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,人工智能写作的方式使得文学创作的过程变得可视化、可操作性强,人工智能的发展赋予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接受者新的身份,读者不再是单一接受者,还可以更加容易地亲身体验文学创作的过程。“简单输入信息就能生成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”,当读者有了这样的心理预设,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文学本身的“神圣感”,消解文学作品的距离感、神秘感,使得文学呈现的艺术效果大打折扣。这并非对人工智能写作的全盘否定,而是提示与说明针对其建立全新文学规范体制的必要性。
实际上,当我们在谈论人工智能写作的局限和对传统文学格局产生的冲击时,本质上是对当代文学经验的再认识、再阐释。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,人工智能作为前沿技术之一,对文学的介入与影响是无法阻挡的事实。文学也在与人工智能逐渐的互渗、融合中生成新的发展样式和可能。人工智能写作仍然处在尝试和发展的过程之中,我们应以包容的心态,理性看待其价值与不足,这将是未来文学乃至文化发展中值得持续关注与讨论的时代课题。
(作者:胡哲,系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
(光明日报) 【编辑:付子豪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