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时间:2024-08-17 02:46:44 来源: sp20240817
2011年,金宇澄使用“独上阁楼”这个网名在“弄堂网”上开帖,帖文开头描述了王家卫电影《阿飞正传》中男主角梁朝伟“独上阁楼”的经典一幕:“……电灯下面数钞票,数清一沓,放进西装内袋,再数一沓,拿出一副扑克牌,捻开细看,再摸出一副。接下来梳头,三七分头,对镜子梳齐,全身笔挺,骨子里疏慢,最后,关灯。这半分钟,是上海味道。”这篇文章便是后来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《繁花》的雏形。
20世纪60年代随家人从上海迁至香港的王家卫,将小说《繁花》拍成了电视剧,这也是王家卫导演的首部电视剧。王家卫说:“我的解读只是我的一家之言。对于没看过原著的观众,这个剧集只是蛋糕中的一块,看完之后意犹未尽,我建议你们去看原著。”
电视剧《繁花》开播后,本报邀请多位文化、工商领域人士,从不同角度解读他们心中的《繁花》。
在响与不响,似与不似之间
(温方伊,南京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,舞台剧《繁花·第一季》《繁花·第二季》编剧)
电视剧《繁花》难得一见地推出了两个版本——普通话版和沪语版。近年,地方文化保护和传承愈加受重视,方言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。然而沪语影视作品依旧鲜见,人们回忆起知名的沪语电视剧,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《孽债》《夺子战争》,因此沪语版《繁花》电视剧的热播尤有意义。
一般提到小说《繁花》,都说是沪语小说,然而说起《繁花》的语言,又不仅仅是沪语那么简单。
作为两季《繁花》舞台剧的编剧,我对《繁花》改编之困难深有体会。其难度,在于可供延伸的方向太多。小说中有大量“不响”,似乎处处留白,然而,人物“响”起来,又往往如流水叠浪,一浪未尽,一浪又来,潮潮翻翻。一方话里有话,语意不尽;一方笑笑不响,心绪起伏。在这种“响”与“不响”之间,编剧似乎什么都可以写,又似乎写什么都不是那个味道。
一大难点还是语言。金宇澄老师的《繁花》语言,在“似”与“不似”之间。小说中有一段阿宝与蓓蒂关于邮票的对话,几乎全是花卉、果蔬名称铺陈,便用了2000字,信息之密,几令人晕头转向,其中一段写道:
“蓓蒂说,苹果,生梨,花旗蜜橘,葡萄,卷心菜,洋葱头,黄瓜,洋山芋,番茄,芹菜,生菜,大蒜头,大葱,香菇,蘑菇,胡萝卜,香瓜,西瓜,外加火腿,蹄髈,熏肉,鳟鱼,野鸡野鸭,统统堆起来,下面台布,旁边有猎枪,子弹带,烟斗,烟斗丝,猎刀,捏皱的西餐巾,银餐具,几只切开大面包,小面包,橄榄油,胡椒瓶,几种起司,蛋糕,果酱,白脱奶油,辣酱油,牛奶罐,杯子,啤酒,茶壶,葡萄酒,旁边,是厚窗帘。阿宝说,乖小囡,记性真好,静物小全张,大面值法郎,一般的集邮簿,绝对摆不进的。”
这类语言,在《繁花》中比比皆是,短促的词汇堆叠,绵密不透风。这类“报菜名”一般的语言绝非现实语言,它属于文字,在纸上有着文字的美感,然而这类文字又带有节奏,从视觉作用于听觉,爽快清脆,是说书人话语。
又如芳妹与陶陶相吵,说的尽是男女之事,陶陶离家出走,来到小琴处寻安稳:
“造化弄人。这天半夜,陶陶昏头昏脑回到延庆路,进门竟然一吓。房间里,取暖器烧得正热,台面上一只电火锅,一盆羊肉片,一盆腰花,还有馄饨,黄芽菜粉丝腐竹各一盆,一对酒杯,两双筷,两碟调料。小琴穿一件湖绉中袖镂空睏袍,酥胸半露,粉面桃花。”
不先写人,而写火锅,不笼统地写,而是仔仔细细、慢慢铺排地写。陶陶静下来,读者也先静下来。静而有意,这是高级写法,写的虽是不上台面的事,但文字格调不沦于龌龊。“上帝不响”,读者也是上帝,太阳底下无新事,无论羊肉腰花,事无巨细,便是一切似有意义又似无意义,静下观瞧即可。
似口语又似书面语的语言,将读者从书中花花世界拉出,保持距离,另眼旁观,不至于亵玩。而故事脱离于文字,化为真实的人来人往,那些话语从人口中说出,便不是这般感受了。
将文字转化为戏剧节奏、视听语言,又保留原著的底色,是每个改编者都要面对的难题。不同类型的改编作品各有其貌,亦是一种繁花似锦。
王家卫对故乡的一份情怀
(商志刚,民盟上海市静安区委会秘书长)
在电视剧《繁花》中,我看到了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高超的制作水准,也不禁回想,香港的文化、香港的电影在70年间的发展历程。
抗战结束以后,香港作为闻一多先生《七子之歌》的主角之一,彼时鲜有名家名作,大批内地的特别是上海的导演、演员到了香港,他们创办电影公司、文化机构,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。大家熟知的影坛三兄弟——秦沛、姜大卫、尔冬升,他们的母亲红薇就是从上海过去的影星。伴随着内地对香港电影的影响,香港影视业不断地积累、发展,铸就了香港影视文化的经典和不朽。20世纪80年代播出的电视剧《上海滩》里,由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,那潇洒的身姿,由赵雅芝饰演的冯程程,那迷人的回眸一笑,成了几代人难忘的记忆。
王家卫出生在上海,1963年随家人由上海来到香江之畔。在香港,他拍摄了大量的经典作品,从成名作《旺角卡门》到大放异彩的《花样年华》,他的很多作品里有上海的元素,更有香港文化积淀的成果。
香港和上海两地文化相通。王家卫的电影里满怀着对故乡的情怀和寄托。在电视剧《繁花》中,充满上海风情的对白,曹家渡、静安寺、大自鸣钟、北四川路等熟悉的地名,从中我们看到王家卫的一份真挚乡愁。
原著小说和电视剧是对那些生于上海、长于上海,对上海民风民情以及城市变化熟稔于心的老上海人的一份真实记录。原著作者金宇澄是上海人,普通老百姓如何买一根油条、如何用一张草纸,在小说中都有真实的体现。
改编是对导演的重要考验。在电视剧的光影交替中,我们看到平凡人在时代的潮流中呈现出种种不平凡,也看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在改革开放中昂然向上的拼搏和奋斗,看到上海融入世界的激情和努力。
上海何以成为海纳百川的上海?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个个平凡而昂扬向上的小人物。在这部电视剧中,我们看到,上海的成功是必然的,因为每一个上海人都不甘于平凡,都愿意在这一座城市中发光发热。
一部《繁花》,是钩沉沉思,更是蓄力前行。诚愿上海的明天更好。
《繁花》中的民营经济元素
(王昌范,民建上海市委会理论委副主任,上海市工商联原调研员)
普通话版、沪语版电视剧《繁花》同时播放,着实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“墨镜导演”王家卫打磨三年,首部小荧幕作品姗姗来迟,哪能不引人关注!
电视剧《繁花》的影像语境无疑是高级而艺术的,剧中的摄影、构图、运镜、色彩、影调、节奏、剪辑、音乐、音效……都是精品中的精品。
一般而言,一部剧,观众的关注度往往在于剧情发展、男女主角、影星演技……而剧情叙事中,通过角色揭示一个时代命题往往被忽视。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民营经济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总量递增的关键时期。《繁花》中的“爷叔”“宝总”(原著中的阿宝)“玲子”“李李”,黄河路上饭店的老板娘,“杭州小老板”(即湖西针织厂的“范总”),以及宁波针织厂的“小宁波”,他们实际上都是商业经营者,随着市场经济大浪淘沙,有的由个体经营户发展成为民营企业家。
游本昌出演的“爷叔”被描写为老上海有丰富“商战”经验的工商界人物,曾因“投机行为”被关进“提篮桥”(监狱)。电视剧第一集便是“爷叔”被释放后,阿宝(胡歌 饰)找他“取经”。
在与阿宝合作前,“爷叔”几次测试阿宝,是否守时、是否说话算数。当阿宝凑足6000元,一路狂奔,准时出现在指定地点时,“爷叔”认为这个人可以合作。在往后的合作经营中,“爷叔”教会了阿宝做生意,更教会了阿宝做人。阿宝的生意越做越大,成了“宝总”。
“杭州小老板”“范总”(董勇 饰)是一个乡镇企业家。乡镇企业是集体经济一种形式,“范总”承担着有300多名员工的湖西针织厂的经营责任,该厂生产的“三洋牌”针织产品,不光打进南京路著名的“沪联商厦”,而且还要争取更大的外贸“单子”,争取出口创汇。“范总”为此左冲右突,不顾一切,拼命巴结“宝总”。
“范总”这个角色是属于被讽刺被嘲笑的人物。在沪语版里,“范总”讲的是苏北话,在老上海,在上海滑稽戏中,人物使用“苏北方言”一般均是被“戏谑”的对象,而观众如果同为做企业的人,难免会对“范总”心生同情。
宁波针织厂的“小宁波”(喻恩泰 饰),角色设置也是一位乡镇企业家。起先,他试图仿造“三羊牌”的针织产品,制造的产品几乎可以乱真,是“宝总”引导他有品牌意识,打造自己的品牌,遵守法纪,走入正途。
剧中,“宝总”将这批仿冒的针织产品存放在进贤路“夜东京”餐馆里,原本是想观察市场变化再做决定,而在商品紧缺时代,货物一进一出,高额利润的诱惑,导致“夜东京”老板玲子(马伊琍 饰)跟她的投资人(也是“老相好”)“宝总”发生口角,这段戏演得十分到位。戏剧冲突集中在某个点上,实际反映着冲突背后那个时代的人的利益观。
《繁花》无疑包含着民营经济、民营企业、民营企业家这朵盛开的“鲜花”。众所周知,企业家命运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,与时代同呼吸、共患难,民营企业家也是如此。改革开放40多年,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%以上的税收,60%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、70%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,80%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。感谢《繁花》,让我们静心审视新时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各项举措。我们有信心,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,使“四分天下有其一”民营经济再闯出一片新的天地。(完)(本版文字由《中国新闻》报记者 程小路 采访整理)
【编辑:钱姣姣】